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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诊乳腺癌后,表姐成了蒋如云(化名)的偶像。

那个独立创业的女强人,患上乳腺癌后向员工宣布:我得了癌症,但公司还要经营下去,你们愿意留的留下,不愿意的就离开。结果,一个员工都没有走。结束治疗后,她甚至又开了另一家公司。

现在,表姐术后已经活到第7个年头,生意红红火火。“不管是生存年限,还是重回职场的成绩,她都是我的目标和榜样。”

和表姐相比,她重返职场的道路磕磕绊绊:作为一名幼师,她发现教学第一线已经没有她的位置,曾经晋升的许诺不翼而飞,收入也下降了40%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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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业上升期罹患乳腺癌

她一开始只想要活下去

蒋如云多年前就体检查出乳腺结节,但一直没有太在意,直到年右乳的结节突然增大,她才来到医院就诊,最后被确诊为乳腺癌。

那一年,她37岁,是杭州教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。

一个家长无意中得知此事,为她介绍了浙大二院乳腺肿瘤中心的陶思丰医生,“其实他们家小朋友早就毕业了,家长还这么热心帮我。我工作奋斗了十几年,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用真心换来了家长的真心。”

陶思丰告诉钱报记者,随着公众健康意识提升和筛查手段普及,乳腺癌的确诊有明显年轻化的趋势,“以前基本上一确诊就是中晚期,以中老年人为主。现在很多患者在早中期确诊,我们科室40岁以下患者约占0%-30%。”

在浙大二院乳腺肿瘤中心,患者平均五年生存率可高达90%,如何让她们重新回归社会成为一个全新的课题。

但当时蒋如云还无暇顾及今后的生活,她唯一的想法就是“活下去”。确诊后不久,她就在一个寒冷的冬日送别了同样患乳腺癌的同事,“她走的时候才33岁,留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”在残酷的现实面前,高生存率对她来说也只是数字。

根据她的病情,陶思丰制定了新辅助化疗联合保乳手术的治疗方案,术后再进行放疗。治疗虽然痛苦,但还算顺利,她的心态也慢慢发生了变化。

放疗接近尾声时,她沉寂多日的事业心突然苏醒,“放疗还差几个疗程就想回去工作,还是陶医生劝住了我,让我做完治疗休养一段时间再说。”

再也无法回到热爱的三尺讲台

一句“身体要紧”浇灭所有希望

蒋如云事业心强,毕业后一心扑在工作上,所以多年来一直单身,没有成家。

生病前,她是学校的骨干教师,但等她回来,她的职位早就有人顶替,“意料之中,我也能理解,学校没有义务为我留着这个位置。”

真正让她无法接受的是离开奋斗了十余年的三尺讲台。淋巴清扫手术后,她右侧上肢淋巴和血液回流异常,右臂无法正常抬起、活动,也不能搬运重物。而幼儿园老师每天都要抬床、端饭、抱小朋友,这就意味着她只能告别教学一线。

有一次,她放学后陪孩子们等家长,一个小男孩抓着她的手来回摇晃,一股强烈的撕裂感从腋下传来,“很疼,但心里更疼。”曾经有爱的小互动,现在变成了强忍着疼而无法言说的无奈。

离开教学岗也意味着失去绩效奖金,她算了算,收入总体比以前下降了40%左右。

她所服用的靶向药降价前3万/月,需要靠以往积蓄和父母接济;现在降为6千/月,基本上自己可以负担。

她自嘲自己是“啃老族”,“看病基本上花光了所有积蓄,现在工资拿来买药,其他开销全靠父母。”

蒋如云的父母都是公务员,退休后有不错的退休金,心疼女儿的父亲不止一次说,“你不要去上班了,爸妈养得起你。”同事和朋友也总对她说,“身体要紧。”

“我知道大家都是好心,但这句话每次都会噎住我,感觉浇灭了我所有职场上的希望。回去上班后也感觉自己不再被需要了,但越是这样,越是想证明自己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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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新岗位寻找新的成就感

专家呼吁给他们更多关爱

离开教学一线,蒋如云的新工作是整理档案,“听起来是不是很无聊?但这已经是我能选择的岗位里最不清闲的了。”

为了证明自己是“身体病了,不是脑子病了”,她开始在新岗位上寻求突破,“或许放在生病前有些活动根本不会去参加,现在不一样了,或许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找存在感吧。”

前段时间,教育局一个工作人员知道她的爷爷曾经是抗美援朝的老兵,邀请她一起参加宣讲活动,她一口答应并加班制作了PPT,给小朋友们上了一堂“保家卫国”的教育课。

去年8月复工以来,她都是利用调休时间去复查,从没额外请过一次假。年底档案管理评比,她为学校争到了优秀等级。

除了“超人”表姐,陶思丰另一个病人也给蒋如云带来了极大的动力。那位病人也是一名老师,丈夫经常出差工作,她自己一边带孩子一边治疗,其间居然还考出了律师资格证。

激励之下,蒋如云尝试给期刊杂志投稿,在南京师范大学期刊上发表了好几篇幼儿教育的论文。每次有新论文刊登或获奖,她都第一时间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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